生命的起源始终是艺术永恒的主题。

东汉时期推行“举孝廉”的人才选拔制度，在这个时代背景下的随葬俑中，哺乳俑是一个常见的主题，母亲跽坐在地上，头发向上梳成髻，身穿广袖长衣。左手将婴儿斜抱于怀中，右手托乳喂奶，婴儿的小手自然地搭在母亲胸前，人物面庞虽已模糊，但仍能看出浮泛在母亲脸上的幸福笑容，这种造型超越了实用功能，成为对生命起源最质朴的礼赞。

北宋王居正《纺车图》中，婆媳二人纺线的场景展现了母系技艺的传承，此图描绘婆媳二人纺线场景，年长母亲弯腰教导的姿态极具感染力。画面中心是二条飘摇着的细线。环绕二线，画面出现了众多人物。右边一村妇坐在小凳上，怀抱婴儿哺乳，身旁放置一架纺车，左手正摇轮。哺乳理应身向后靠，而村妇由于身兼二事，只能身向前俯，并微微拔腰。前面一老媪，双手引着线团，脸上体现出体量和爱抚。村妇身后有一个席地而坐的儿童，手中拿着木杆，牵着一只蟾蜍，似乎等着婴儿下地玩耍。展现了农耕文明中女性“一手托起生命，一手创造生活”的双重担当，暗喻母职的延续性，道出了母爱的真谛——那些最动人的瞬间，永远藏在生活的褶皱里。

南宋李嵩《骷髅幻戏图》，宋元时期，骷髅乃是一种习见的关于人的谐谑式隐喻，道家的齐物、乐死，佛家的寂灭、涅槃，是骷髅幻戏的思想渊源，画面中一大骷髅席地而坐，用悬丝在操纵着一个小骷髅，这是宋代市井木偶表演形式之“悬丝傀儡”。反映了人生命运的虚幻、无常，倏忽幻灭之意，骷髅身后有一哺乳婴儿的妇人，巫鸿《女性空间》指出此为“生死循环中的哺育永恒性”隐喻，将“哺育”这一动作升格为“生命”的图像表达。

母亲是传统家庭中的“教育者”。

故宫博物院藏南宋人摹晋顾恺之《列女仁智图》，画作形成的背景是汉成帝沉湎于酒色，宠信赵氏姐妹，朝政大权旁落于外戚手中，光禄大夫刘向（前77－前6年）针对这一情况，编辑诗书上所记载的贤妃、贞妇、宠姬等资料，编辑成《列女传》一书劝诫汉成帝。全书按妇女的封建行为道德准则和给国家带来的治、乱后果，分为母仪、贤明、仁智、贞顺、节义、辩通、孽嬖七卷，此即其中“仁智卷”部分。

春秋时期，幼年孙叔敖外出时遇见双头蛇，古人视之为必死凶兆，他虽恐惧仍斩蛇埋之，以防他人再遇。归家泣告母亲，母亲却从三重维度给予教诲：道德层面肯定其"埋蛇"的利他行为属"阴德"，必得"阳报"。哲学层面提出"德胜不祥"的朴素辩证法，反映了汉代灾异观念。情感层面以"天听卑"化解死亡恐惧，完成生命教育。

清代康涛《孟母断机教子图》画面右上方有作者以楷书题述了《列女传》中孟母三迁、断机教子的内容。孟子少时父丧，居住之所近于墓，孟子学为丧葬痛哭，孟母曰：“此非所以居子也。”于是，迁近于屠，孟子又学买卖宰杀之事，孟母又说：“这不是居住的地方。”再搬近学官旁，孟子与学童嬉戏，彼此之间揖让进退，孟母则说：“此处可住。”并且孟子日见长进，学六艺，卒成大儒之名。这说明环境对学习的重要，应当“择其善者而从之”。

画面下方描绘了孟母断机教子的情景。在图的中心位置，孟母侧身立于织机边，左手指机，右手执刀，似在训教；右下方，孟轲面朝母亲弓身拱手、毕恭毕敬地站立，那神色专注的样子，未脱顽童天真稚气，表现出对母亲极其恭顺。人物造型古朴生动，线条纯熟，面部表情描绘深刻，通过对画面精心的构置，充分发挥人物画“造情”、“造境”之功能，鲜明地揭示了绘画的主题。

母亲是每个人记忆深处的“保护者”。

观世音菩萨的形象在传入中原之前常常被描绘成男子形象，魏晋南北朝以来儒释道融合，将佛教慈悲精神与人间母爱结合，观音造像逐渐融入女性特征，宋代开始以完全的女性形象塑造。清代西湖圣因寺观音像，观音足踏莲花，衣服飘举，头戴海水纹珍珠观，手持珠链，低眉颔首，形象温柔端庄。日本浮世绘中常见的“子守观音”形象，即受到中原佛教影响，并将母亲守护神化的民间信仰。

人间的母亲以身作刃，以爱为盾。

妇好（约公元前12世纪）是商王武丁的配偶，她的名字在甲骨文中频繁出现，常以“母辛”“后母辛”被祭祀，显示其作为“国母”的崇高地位。甲骨文记载她主持“宾祭”“燎祭”等重要仪式，她育有子嗣，死后被尊为王室先祖，享受世代香火。妇好还是中国历史上有明确记载的第一位女性军事统帅，她的军事才能被商王朝神化，武丁时期的卜辞显示，商王常向妇好的亡灵祈求战争胜利，如“贞：妇好冥佑我征夷方”。妇好既是王权的维护者，又是国家的捍卫者，她的存在证明商代女性可同时掌握神权、军权，颠覆女子“柔弱”的刻板印象。其“国母”与“将军”双重身份，体现早期文明中“人口”与“武力”共同构成国家存续的基石。

母爱的利刃无分国度。

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画家阿尔泰米西娅·真蒂莱斯基（Artemisia Gentileschi）笔下的《朱迪思和荷罗孚尼》（Judith and Holofernes），亦展现了一位为保护族人而手刃敌人的母亲形象。朱迪思是生活在亚述帝国入侵犹太地区的时期。亚述大军围攻犹太伯夙利亚城时，朱迪思假意投靠敌军，以美色迷惑主帅荷罗孚尼（Holofernes），趁其醉酒割下其头颅，使敌军因失去指挥而溃败。她的行动被视为以弱胜强、信仰与勇气的典范，在中世纪欧洲艺术和文学中常被描绘。

母性共同体构筑血肉堡垒。

凯绥·珂勒惠支（Käthe Kollwitz）的《母亲塔》（Tower of Mothers），创作于1938年，是其晚期代表作之一，也是她以母亲形象为核心主题的巅峰之作。母亲们紧密围成环形，用身体筑成“人塔”，将孩子们护在中心。她们的姿态扭曲而坚定，手臂交错如堡垒，面部表情混杂着恐惧、愤怒与决绝。这种集体母性的呈现，超越了个人哀伤，升华为对战争践踏生命的普遍抗议。珂勒惠支以粗犷的线条和强烈的黑白对比强化戏剧性。母亲们的肢体被刻意拉长，形成类似哥特式建筑的垂直线条，象征“保护”与“禁锢”的双重性——既是抵御外敌的屏障，也是被战争囚禁的隐喻。画面中母亲们的身体呈现向心性的旋转动势，但整体构图却异常稳定，形成动与静的张力。作品中母亲的“塔”实则是脆弱的血肉之躯，与钢铁战争机器形成尖锐对比。这种矛盾感映射了战争背景下母爱的永恒性与毁灭力量的对抗。

当我们把这些不同维度的母亲形象并置观看时，会发现母性既是具体的，也是抽象的；既是私密的，也是普世的。艺术史中的母亲形象始终在与时代对话，不断拓展着母性的内涵与外延。

站在这些作品前，我们终将明白：理解母亲，就是理解生命最丰富的可能性。母亲不仅是给予我们生命的人，更是人类文明最生动的镜像——在她身上，我们看到了养育与成长、传统与变革、个体与时代的永恒对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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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 文/编  《弘雅书房》 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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